(健康时报记者赵苑旨)“这十年,生活质量提高了,看病就医的负担减轻了,乡亲们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起来。而我,做村医22年,周围村4600多位乡亲们离不开我,我也早已离不开他们了,我想这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10月16日中午,刚看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村医贺星龙对健康时报记者这样感叹着。
贺星龙,是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的一名村医。终年骑着摩托、一身棉衣步鞋的“小贺”也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还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最美奋斗者”“白求恩奖章”等称号。
“24小时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是他22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事。这22年里,40多万公里的山路、6辆骑坏的摩托车、12个磨破的陈旧药包,记录了贺星龙的青春。他用双脚跑遍了黄河边上28个村子,守护着村民的健康,也见证着基层医疗翻天覆地的变化。
贺星龙与他的“窑洞诊室”。受访者供图
10年时间,960块钱办起来的“窑洞诊室”逐渐规范化起来
贺星龙所在的大宁县曾是吕梁山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县,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村里没有医生,乡亲们总是小病靠忍,大病靠扛,特别严重时才会去70里外的县医院看诊。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运城市卫校,但因家境贫寒,最后是靠乡亲们一起凑齐3025元的学费,他才抓住了这次学医的机会。“你好好把这个医生学好,回来给我们看病”,这是乡亲们鼓励他的话,上学期间他也一直铭记于心。就这样,贺星龙成了大宁县乐堂村唯一的专业医学生。
2000年,卫校毕业的贺星龙舍掉了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回村里做一名乡村医生,因为他是乡亲们供读出来的医学生。“我认为在哪里当医生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看哪里最缺医生。”贺星龙说,当他握着一沓沓由零钱凑成的学费走进卫校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一定当一名好医生,回村里给乡亲们看病。
贺星龙来到村民家里看诊。受访者供图
没有卫生所、听诊器、血压计、药品等基础医疗设备,这让原本信心满满要做村医的贺星龙一时犯了难。贺星龙父亲腾出原本给儿子结婚用的窑洞,卖了玉米和羊凑出960元。随后,贺星龙在县卫生局考取了乡村医生资格证,购置了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就这样,1位医生、1孔窑洞、3个基础医疗设备(1个听诊器、1个老款血压计、1个体温表)、一些基础药品,乐堂村唯一的一个诊所总算筹建起来了。
但现实并没有如贺星龙所愿,乡亲们并不怎么相信一个刚毕业学生的医术,即使得了病也很少找他。为了获取大家的信任,贺星龙背起药箱,自己贴钱给乡亲们看病,直到他将一位被医院下过三次病危通知书的老人看好后,他的医术才得到认可,来找他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但诊所药品却供不应求,贺星龙只能托人或亲自去县上将药买回来,这样一来二去,他便成了乡亲们信任的人。
那时候每天有95%的病人需要贺星龙上门送医送药,“以前每个村都是土路,村民们居住分散,周边28个村子分布在七沟八梁的黄河边上,我靠步行出诊,用扁档挑着沉甸甸的出诊包,翻沟爬坡,找近路、过河。一天最多只能看3位乡亲。”贺星龙说,后来他狠心贷款4000元买了第一辆摩托车,为了方便就诊,他还印制了1000多张名片,名片上写着“24小时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每天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不分昼夜立即出诊,风雨无阻。
贺星龙骑摩托车出诊。受访者供图
一年冬天,他在骑摩托出诊的路上摔致足内踝关节骨折,坚持给患者看完病后,自己回家打上厚厚的石膏又继续出诊。自此,他成了乡亲们口中的“摩托医生”“疯子星龙”。
然而近年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惠民政策,让农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有了电,拉了网,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也修成宽敞的水泥路,这大大缩短了我出诊的时间,也方便了乡亲们就医;县里成立了健康扶贫双签约团队,建立了县乡村医联体建设机制,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省上还推出了‘三保险、三救助’‘136健康扶贫政策’等,这些都让乡亲们真正得到了实惠,减轻了乡亲们看病就医的负担。”贺星龙说,自己的“窑洞诊室”经过3代变迁也升级成了标准化诊所,除了B超和血常规,其他常规检查都可以做。
据国家医疗保障局,近年来,卫生服务条件和能力在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91.3万个增加到了97.8万个,符合条件的基层机构已全部纳入以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现在的城乡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定点范围,群众到基层看病实惠多、费用低。
一部手机关联着50多个监控终端,“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能够实现了
“这十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全县84个村都建了卫生室,农村贫困户有了大病医疗保险补充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由1万元降到5000元,报销比例提高到80%,乡亲们看病负担轻了,也更愿意主动就诊了,小病不出县,‘先诊疗、后付费’也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贺星龙说。
从2019年7月起,大宁县为贫困村村医每月补贴1000元,在待遇提高后,先后共增加了43名年轻的乡村医生。村医的年龄结构从原来65岁以上占70%变为45岁以上占50%;学历结构本科学历占比为1.3%、大专学历占比为19.9%。与此同时,大宁县还投入600余万元对全县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善了村医办公环境,村医队伍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确保了健康扶贫质量和水平。
“第三代”乐堂村卫生室的样貌。受访者供图
做乡亲们健康守门人的22年,虽然4600多位村民的健康档案都存在贺星龙心里,但给乡亲们做的“24小时上门服务,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的承诺,常常让他感到分身乏术。如今,村子里通了网络,除了亲自出诊,他还教会了乡亲们通过微信视频来看病。另外,他还自费给卫生室及五保户、孤寡老人等家里安装了摄像头,这样贺星龙就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乡亲们的病情及需求。
“安装上摄像头,即使我外出开会、学习,也不耽误给他们看病,‘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也变相的实现了。现在我手机里有50多个监控终端,有人身体不适或者没药了,就可以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再通过摄像头看诊,有的人还学会了远程取药......”贺星龙高兴地介绍着他新开拓的方便村民就医的新模式。
贺星龙给乡亲们发药。受访者供图
行医22年,贺星龙把青春奉献在的大宁县。非凡十年,非凡成就,从精准脱贫到乡村振兴,如今的大宁县已全然有了新面貌。透过贺星龙的缩影,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基层医疗的变迁和无数村医扎根基层,闪光的生命。
“作为一名村医,守护好乡亲们的健康幸福就是最重要的事。”贺星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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